第69章 长安塔(1)
积聚终消散，
崇高必堕落。
合会终当离，
有生无不死。
——《阿含经》
张登高在自己的办公室面壁而立。眼前洁白的乳胶漆墙面上挂满了世界十大高楼的图片和简介。这些都是一年多前，苏菲和晓武的杰作。说是为了迎接美国GRD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史密斯团队正式接单干活而精心制作的。意在与史密斯团队寻求共同语言，便于今后设计方案的沟通。图片的陈列分ABC三个区：建成区、在建区和拟建区。苏菲还说为了提升张登高的文化层次和建筑学修养，在图片区的“前言”，她执意写上尼采关于建筑的一段话，而且还注上英文：
在建筑中，人的自豪感，人对万有引力的胜利和追求权力的意志都呈现出看得见的形状。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
——尼采
每天关注这些图片，几乎成了张登高必做的功课。盯着这些图片的时间，要远远大于他盯在婆姨二妮身上以及一双宝贝儿女牛牛和猴蛋身上的时间。张登高通常是累了困了无聊了或者痛苦了烦恼了迷失了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走近墙边，从头到尾看一遍。似乎自己的爱车刚在油站注满了油，又像刚刚注射了兴奋剂，顿感动力澎湃。这一天，像往常一样，张登高若有所思地看着墙上这片世界十大高楼陈列区的图片——
A区：建成区
高于500米：迪拜哈里发大厦（828米）
广州塔（600米）
台北101大楼（508米）
400~500米：上海环球金融中心（492米）
吉隆坡石油双塔（452米）
南京紫峰大厦（450米）
希尔斯大厦（442米）
深圳京基金融中心（439）……原纽约世界贸易中心（441米）
上海金茂大厦（420.5米）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420米）
B区：在建区
上海中心（632米）
深圳平安国际金融中心（660米）
北京“中国尊”（500米）
C区：拟建区
深圳中国华润中心（500米）
成都绿地中心（468米）
长沙远望“空中城市”（838米）
武汉绿地中心（606米）
西安长安塔（999米）
……
这一回的凝望和思考，张登高陡然生出一种荒谬感。这种感觉前所未有的强烈，以至于浑身麻酥酥的，同时胃里翻江倒海，呕吐的感觉是那样的逼真和迫切……张登高跑进洗手间坐在马桶上干呕。
中国怎么啦，这个全球老二的巨无霸！30多年的改革开放积聚了恒河沙数的巨大财富，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竞相开放。已建成的世界十座高楼，中国占了七席（含港、台各一席），在建的三座摩天大楼均超过500米，也分别分布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和深圳。而拟建的五座摩天大楼俨然从中国沿海开放城市向内陆城市扩散，成都、武汉、长沙和西安各占一席。说不定哪一天，一个根本不起眼的二线城市，突然有一天宣布要建一座高度超过千米的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张登高也只能无奈地坦然面对。“欲与天公试比高”，这就是当下中国城市化狂潮中各城市竞相攀比构建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的政治、经济生态。文化评论家朱大可认为这是“第三世界的焦虑”，是炫耀“权力”和“资本”，这种“权力美学”的泛滥跟公民的幸福生活风马牛不相及，相反还会让普通民众望而生畏。地方政府官员无疑是幕后的最大推手。“世界之最”的竞争似乎是从政者进行城市营销、招商引资的镀金招牌。而众多民营企业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却是，只有这样，才能从政府手中获取优质资源，当然包括土地呀、矿产呀之类的，也包括特殊的优惠政策。不然，这些宝贵的资源只能是垄断的“中”字头国企和地方国企的囊中之物。地方政府没有边界的扩张野心和权力“荷尔蒙”，碰上民营企业家极度膨胀的和资本冲动，总有一天，这世界第一高楼的角逐和高度的不断刷新，在神州大地上的摩天大楼的“大跃进”运动中，会直奔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去了。
吊诡的恰恰是，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却都陷入低迷，在谷底徘徊。更要命的是，谷底在哪儿，不知道。自美国次贷危机后，全球央行同步行动，大发纸币以释放流动性。其结果呢，就像生病的病人用了**，经济出现短暂的兴奋后复又回到原点。由于这种“饮鸩止渴”方式的危害性，CPI飞涨，通货膨胀严重。首先造就了全球的房地产泡沫。2009年10月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引爆了整个欧元区的债务危机。2010年始，债务危机迅速扩大到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并进一步蔓延到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最大打击当然是出口。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靠的是“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出口瞎火，三驾马车便少了一个轮子，并引发沿海外贸出口企业倒闭潮。这时的中国政府本应该继续通过刺激消费和扩大投资来弥补因出口的急剧下滑而疲软的经济增速，但“4万亿”投资的救市政策，因其用药过猛，其直接后果便是将已经膨胀到相当程度的房地产泡沫吹到了极致，说濒临破灭也不为过。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难题，中国政府不得不以牺牲经济发展速度来挤房地产的泡沫。顺便调整产业结构。中国政府颁布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房地产的政策，包括开征物业税和房地产税，取消营业税优惠，明确首套房以家庭为单位计，严格限制二套房贷，取消银行房贷七折优惠利率，对违规房企停止新增贷款等等。张登高深深体会到佛法所云“诸行无常”的道理。这个世界上哪有不变的东西？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如果自己一味固守“世界第一”的策略，不审时度势地及时调整眼前的经营思路，“死无葬身之地”就会一语成“谶”，成为自己的最好注脚。
张登高想起自己不久前在市长办公会上的解释和说明。鉴于时下世界经济的低迷和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长安塔的建设方案也因此而做了相应的调整。项目还是分两期建设，第一期的目标由原来的建成中国最高的建筑改变为建成西北最高建筑。原因除了上述经济原因外，还有就是所谓中国最高楼的高度一直在被不断刷新，现在已经被长沙搞成了838米，竟然超过了世界第一高楼哈里发塔。所以，中国第一高楼的高度居然如此荒谬地成为一个动态的数字游戏，未来肯定还会被不断刷新。有鉴于此，咱西安就别去趟这趟浑水了。去争这个虚无缥缈的数字已经毫无意义。所以，咱们打算把建筑高度搞到450米，8层商业裙楼，50层写字楼和30层酒店，地面共计88层。这个高度比现有的西北最高楼整整高了150米，未来几年应该不会被超越。但这个事谁也说不清楚，谁也不敢担保。第二期吗，那是5年以后的事，到时根据情况再做调整。不过，咱的地基还是按照建成999米的高楼的目标设计并施工……会上，当然有不同的声音。曹副市长就提了一个让张登高很难堪的问题：当时竞标时，你如果拿出的是这个方案，说不定这个项目就不是你的呀。李嘉诚财团和住友财团都有希望中标。你这种调整，显然对落标者不公平，甚至有违约之嫌。马副市长关键时候挺身而出：老曹你胡说什么呀，当时政府办公会的底线就是建成西北最高楼。张总能中标是因为他那崇高而又远大的目标——建成世界第一高楼。张总至今的目标并未发生改变。在如今这多变的经济形势下，企业随时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是天经地义的。咱们的几家国企说好要参股的，合同都签了，最终不还是放弃了？所以啊，“不公平呀”、“违约呀”这是哪儿跟哪儿呀，简直乱弹琴吗。
张登高苦笑着，这个事总算是交代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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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登高除了每天必看陈列在自己办公室里的世界高楼的图片外，另一个必做的事情就是每天都要去工地巡视一番。风雨无阻。从开工剪彩到现在，长安塔每天的工作进度就是向下掘进，勘探、打桩，包括现在的土方开挖，无不是朝着与高楼的成长相反的方向运行。听设计院的概预算师讲，这地下基础和土地的投资差不多要占总投资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按照这个999米的高度所设计投资，要达到差不多20个亿。每每涉及到资金的问题，张登高就不敢往下想了。
张登高戴着红色的安全帽，双臂合抱在胸前，站在工地旁专注地看着挖掘机舞动着笨重却又灵活的手臂，看着载重卡车顺着人工斜坡鱼贯进出。巨大的机械的轰鸣声振聋发聩。张登高看着施工方在用灰色水泥砂浆粉刷的坑壁上，用红白杠杠标注在地下室的坑壁上的标高，好家伙，已经到了负40米了。这么说，就快要见底了。难怪站在坑边有点晕眩，这个高度放在地面的话，至少也有20层楼高呀。张登高一边看着工人和机械的忙碌，一边在心里算着资金账。这建摩天大楼，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可是用真金白银堆起来的。细算一下，从开工到正负零，加上不可预见的因素，大概需要支出20个亿：10个亿的地价一半，付了5个亿，另一半按成本价给市政府几层楼；设计费按人民币折算也支出了1亿多，还不包括出全部施工图。最终总造价为2.5个亿；勘探、打桩、地下室开挖和地下室的钢筋混凝土浇灌，直到达到正负零，总共要支付3.5个亿。这就是盖摩天大楼，费用的支出都是以“亿”为单位。钱就这样哗哗如长江东逝水，滚滚而去。张登高脑海里突然浮现“轮回”这个词。可不是吗，从自己铤而走险去缅甸北部帕敢赌石开始，巨大的财富都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听着工地上马达的轰鸣声，他还是想起当年自己站在海拔2300多米的缅北抹谷的最高山顶上，拿着军用望远镜眺望的情景：神奇的抹谷原来是由无数个小盆地组成的大盆地。无数密密麻麻的水洞子（砂矿）如同蜂巢分布在小盆地的顶部，而山洞子（原生矿）则呈带状分布在群山峻岭中。一到晚上，翡翠矿井口的矿灯和佛塔的灯光遥相呼应，相映成趣。呵，那可是**燃烧的岁月啊。而投资煤矿又是在负100~200米的地下，论起年代，那是几万年前的侏罗纪，煤层才得以形成。煤矿成就了我张登高，让我快速集聚了巨额财富。现如今，我又出巨资挖了这么一个大坑，将我从地底下淘来的财富再填回去，埋在地下，还给地下。这不是“轮回”又是什么？而若干年后，一旦我张登高的长安塔竣工，这埋在地底下的财富又会像树木一样慢慢长大，直到长成一片森林，又一轮新的轮回就悄然开始啦。当然，世事难料，也许就像最近网上有一个叫做@梦回大唐的网友所担心的，咱老陕发明的、也是最爱玩的扑克是挖坑，但愿张登高这个煤老板不擅长这个玩意儿。否则。在千年古都号称要建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长安塔，到头来只是挖了一个几十米深的大坑，就烂尾了。咱老陕的老脸可就丢大啦。那可是咱老陕留给世界上的最大笑话！就连秦始皇陵里的兵马俑也不会答应。他的吐糟居然引来8万的网友跟帖。
其实，张登高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一个国家的城市竞相争建摩天大楼是经济见顶的标志的话，如果中国经济因为世界经济的拖累，从此一蹶不振的话，长安塔也就只有这第一期的高度了。这样做的话，因为地基是按照999米的基础打造的，自己很是吃亏，等于冤枉多投入了数十亿。但从投资回报算的话，也能保本。或者，换一句话说，自己折腾了6年，一分钱也赚不到。也就成就了这座长安塔。但这个最坏的结果还不至于让我张登高死掉。何况自己还留有两个养命的煤矿，生计应该不成问题。
眼下的经济形势的确让张登高很是忧虑。由于宏观调控的原因，原来胸脯拍得山响的马副市长，现在是彻底失语了。他张罗的几家参股国企几乎满盘皆墨，一家也没有落实。当然更谈不上出资了。据说国资委给省市一级国资委都打过招呼，准备过几年苦日子，对外投资的事情那是要慎之又慎，尤其是投资房地产。对张登高而言，这就意味着项目资金出现10个亿的资金缺口。
更让张登高忧心的还不止这些。当初动员十几家煤矿企业竞标和参股的事，基本上是靠行政命令硬压下去的。煤矿老板都害怕地方领导。所以，这事说起来，还真是要感谢驼城的郝市长。为了尽快成全这个事，在投资合同的文本起草上，张登高今天看来也许犯了一个致命的、也是毁灭性的错误。当时，他不顾唐律师的坚决反对，执意一意孤行地对参股的十几家企业妥协、让步，并同意在合同书里加上两条十分苛刻的、完全不合理的、风险和收益明显不对等的条款。也许是张登高过于自信，太想成全自己和政府的美梦。他哪能想到大的经济环境出现如今不堪的局面。当时可是荡气回肠的4万亿投资啊！合同的附加条件为：（以下甲方为永泰集团；乙方为参股的煤矿企业）
A.乙方在注资届满一年后，如果认为有必要，可以选择股权转债权，甲方负责以参股时的原价在6个月之内清偿乙方债务。
B.乙方还可以选择现金赎回权，即甲方负责按乙方出资原价退还乙方资金，不计利息。甲方保证自乙方提出书面回购请求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
记得当时唐律师反对的理由除了前面所陈述的条款不合理、风险与收益不对等外，还有涉及到“股权转债权”这种现行公司法的空白问题。唐律师说，上述两点要是成立的话，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项目公司减少注册资金；要么就是你永泰集团兜底，把他们的股权都原价买回来。
张登高正在长安塔工地的基坑边胡思乱想时，他的手机响了。一看，是唐律师打来的。说话速度比平时快，只是说有急事，就在他办公室里等他回来。张登高发动车子，一种不祥的预感突然袭来。因为，这么多年来，唐律师主动找他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好事，不是官司，就是纠纷。奶奶的，这法律顾问呀简直就是盘旋在你头顶上“嘎嘎”叫着转圈的乌鸦。
张登高在工地上边待的时间过长，感觉灰头土脸的。他进办公室后，先是去洗手间洗了一把脸。解了小便。出来刚坐下喝了一口茶，唐律师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一份文件递给张登高。张登高定睛一看：完了。这下彻底完了！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果然就是十几家煤矿企业的联名请求函：